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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大清帝国败于五千英军_重生之大清帝国 小说

发布时间:2019-08-14 04:15:42 影响了:

  1840年6月,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鸦片贸易,妄图在中国建立殖民地,公然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史称鸦片战争。面对侵略者的炮舰,许多爱国将领如关天培、裕谦、葛云飞、陈化成、海龄等,率领士兵,英勇无畏,浴血奋战;沿海各地人民,也奋起保卫家园,用长矛、大刀抵抗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侵略者,表现了崇高的爱国气节和震惊世界的“勇气和锐气”。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只有二十艘舰船、五千兵力的英国侵略者(后来增至四十多艘舰船,一万多兵力),竟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先后攻占几万重兵扼守的定海、宁波、吴淞、镇江,包围广州,深入长江;1842年8月29日,拥有七十六万兵力的大清帝国,竟然在入侵者的炮口下,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堂堂大清帝国,竟然败给了远涉重洋的五千侵略军呢?回顾这段令人悲愤的历史,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历史教训呢?
  
  动摇不定的皇帝
  
  鸦片战争初期,在前线主持战争的统帅是抵抗派的首领林则徐和邓廷桢。在战争爆发之前,林、邓进行了战备;战争爆发后,他们亲率爱国将士,顽强抵抗了英军对广东、福建的进犯。事实说明,尽管中国武器落后,但军队经过整训,士气高昂,又有人民支援;而英国侵略军,毕竟兵力有限,又远离国土、补给困难,中国战败并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但是,指挥战争全局的道光皇帝却在战争中极为动摇,使战局急转直下。起初,道光对外国侵略者毫无所知,认为英国侵略者是“区区小丑”,只要小施皇威,就可予以制服。但当英军攻占定海,并窜犯大沽口后,道光就惊慌失措了。投降派琦善乘机上奏,说英国人只要求“昭雪冤抑”。道光竟然听信谗言,下旨撤掉林、邓的官职。企图以此换取侵略者退兵,通过妥协让步来结束战事,然而英国侵略军不听他那一套,依然大举进犯。道光又虚骄轻敌,竟先后任命奕山、奕经这两个投降派,前往广东、浙江迎敌。结果清军一败再败。骄横的道光,这时却被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所吓倒;更担心“外患未除、内乱又起”,害怕国内人民的起义会危及他的统治,就完全倒向了投降派,向侵略者屈膝求和了。
  道光皇帝的动摇不定,不能只归结为个人性格的优柔寡断,而是封建统治阶级最高层腐朽没落的反映。他们与人民尖锐对立,无从吸引人民中深厚的反侵略力量,所以,面对外寇入侵,软弱畏怯。他们最关心的只是自己封建统治的稳固,什么民族利益、国家尊严、人民安危都可以置之不顾,终于走上投降卖国的道路。在这样情况下,尽管一些爱国将士不惜牺牲、英勇抗敌,终于无法扭转战局。
  
  难兄难弟二将军
  
  鸦片战争失败后,曾流传一副对联,上联是:“逆不靖,威不扬,二将军难兄难弟”。这上联中所斥责的“难兄难弟二将军”,就是道光派往广东、浙江两个主战场的统帅奕山和奕经。这两个难兄难弟,都是皇侄,道光的亲信,朝廷的显贵。他们号称“靖逆”、“扬威”将军,在战场上却“逆不靖,威不扬”,一败涂地。
  
  奕山是在战争的第二阶段,受命率军一万七千多人,到广东去抗击仅有二千七百入侵英军的。奕山的副手参赞大臣杨芳先到广州,被英军炮火吓破了胆,说什么英军有“邪术”,要设法“破邪”。于是,下令搜集妇女用的马桶、便盆,称作“厌胜具”,放在木筏之上,说是可以防炮避邪。结果可想而知,“马桶战术”不灵,英军照样长驱直人。奕山一到广州,也不问军事部署,只管选购洋货,还诬蔑广东人民是“汉奸”,说什么“患不在外,而在内”,叫嚷“防民甚于防寇”。他纵兵“强赊硬买,奸淫妇女”。广东商民切齿痛恨,说奕山的军队“常存杀民之心,无奋杀夷之志”。这个昏庸无能的统帅,为了报功领赏,1841年5月21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冒然偷袭英军,结果大败。他狼狈逃回城内,吓得面无人色,急悬白旗求和,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交赎城费六百万银元和清军六天内撤出广州的投降条件。
  奕经是在战争第三阶段,受命到浙江主持战事的。这个纨�子弟,一路游山玩水,宿娼酗酒,纳财受贿,在苏州一住就是两个月。他每日要“供给八十余席,用费数百元”,稍不如意,就让侍卫“掷击杯盘、辱骂县令”,把县令逼得吐血而死。这个家伙根本不懂得打仗,乞术于关帝庙,荒唐地根据庙里求签结果来选定将领,制定作战计划。1842年3月,奕经因做了一梦,梦见“洋人上船,窜出大洋”,以为“吉兆”,就下令分兵三路,仓促进击,企图一举收复定海、镇海、宁波,结果也是大败而归。
  道光皇帝罢免林、邓这样有智有勇的爱国将领,而把抵抗英国侵略者的重任托付给奕山、奕经这类昏庸无能之辈,岂有不败之理!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清朝统治者腐朽,投降派占据了领导权,对外推行投降主义。
  
  人民不可侮
  
  与清朝统治者妥协投降形成鲜明对比,人民群众在英国侵略者一踏上中国国土时,就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其中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当时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面旗帜。1841年5月29日,英军窜到广州城北三元里一带抢劫,菜农韦绍光等奋起反抗,打死八九名英军。为了迎击英军的报复,三元里人民和爱国士绅,在村北北帝庙集会,约定用庙中的一面三星旗作指挥,“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附近一百零三乡人民“义愤同赴”。他们利用“社学”组成一支反侵略武装。30日晨,几千义勇逼进英军司令部所在地四方炮台。英军司令卧乌古率两千人迎战。义军诱敌至牛栏岗,利用有利地形,将英军团团围住,展开肉搏,打死英军少校毕霞等多人,生俘十余人。英军狼狈逃回,义勇跟踪追击,将四方炮台包围。31日,邻近各县乡勇闻讯赶来,“不呼而集者数万人”。英军无法冲出重围,只好派奸细潜入广州,向官府求救。清朝官吏不但不支持人民反击侵略者,反而使用欺骗手段,解散围敌义勇乡民,帮助侵略军逃出重围。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就这样夭折了。但它第一次显示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巨大力量。
  除广东外,东南沿海各地也出现了许多自发的抗英斗争。台湾人民配合清军曾五次击退英军,消灭和俘敌二百多名,有力地挫败了侵略者妄图霸占台湾的野心。有一篇《偷头记》,记述了浙东“黑水党”神出鬼没阻击零散英军的生动情景。他们或是穿上英军军服,乘英军不备,突然刺杀之;或是埋伏城墙下,用藤环钩俘巡城英军,俘虏英军后“大笑而去,疾如风”。但是,由于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投降派对人民的抗英斗争极为仇视,百般压制;广大人民又处于无权的地位,斗争往往中途夭折,自然不可能扭转战局。
  毛泽东同志曾把鸦片战争及其以后一百多年中国对外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这就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教训。堂堂大清帝国竟然败于五千英军,现在的青年可能会难以理解,但它却是历史事实。抚今思昔,青年们当作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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