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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选第五卷为什么删掉_《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秘闻

发布时间:2019-08-26 03:55:46 影响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于一九七七年正式出版发行。   鲜为人知的是,一九六七年,中央即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担负其任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理论组。   历史上这一页是在我国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写成的。
  梁尚之亲历了这一段历史,告诉你―――
  1967年至1970年,3年多时间里,作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在中南海甲楼参加了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一些具体事务性的工作。尽管历史上这一页是在我国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写成的,毕竟是我亲历的一段历史,在此作些回顾,期望能补缀正史之不足。
  
  出乎意料喜忧参半
  
  杨德中对我俩说:“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担负这项重要任务的是中央文革理论组,他们在中南海甲楼办公……”
  196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中办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找我谈话,和我同去的还有警卫二处的江涛同志。杨德中对我俩说:“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担负这项重要任务的是中央文革理论组,他们在中南海甲楼办公。中办要求我们选调几个有一定理论水平、有较高文字能力的同志参加这项工作。局里研究决定,抽调你们两个人参加。”
  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这对我来说确实出乎意料。听到这个消息,特别是领受这项任务之后,我的心里很矛盾,可以说是一喜一惧。喜的是领导信任,这么重要的政治任务,让一个20多岁的青年参与其间,说明他的才学得到了认可,而且在参与这项工作中,他肯定又能学到更多的知识。惧的是那个机构,那可是“中央文革”的下设机构,全国政治动乱的策源地和核心!中央文革小组自从成立以来,一年多的时间,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搅乱了全国,搅乱了北京,搅乱了中南海。当时,正值纪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一周年之际,他们怂恿北京甚至全国的红卫兵围攻中南海,指使中南海内的一些人批斗、围攻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受到株连,有的被下放基层,有的被隔离审查,有的被监禁入狱,有的甚至非正常死亡。机关内部,有的领导同志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斗,普通工作人员中也不时被“揪出”一些“反革命”和“阶级异己分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身处政治漩涡的中心,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会被扣上一顶“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大帽子,导致身败名裂、万劫不复。这对我来说,真有如临深渊之感。在当时情况下,拒绝是不可能的,服从分配是天经地义的。后来也想开了:现在,全国各地,哪里不处在混乱之中?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967年7月28日,我就是揣着这样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踏进中南海甲楼的。
  
  非常岁月奇谈频出
  
  在整理刘少奇讲话的原始记录稿时,需要增添一些标点符号,以便文通字顺,较好地表达原意。但是,一名参加这项工作的战士想不通:毛主席的讲话有标点符号,如果刘少奇的讲话也加上标点符号,让他和毛主席享受同样待遇了,这不就抬高他了吗?
  甲楼是建国初期中南海内建造的一组楼房中的一栋。上个世纪50年代,刘少奇同志曾经在这里居住,后来迁到福禄居。60年代居仁堂拆除以后,中央有关人员曾搬到这里。“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央一些机关处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小组设置了一些下属机构:办事组等设在钓鱼台等地,理论组设在中南海甲楼,占据了一层所有的房间。
  甲楼与朱德委员长居住的乙楼是姊妹楼,它们之间还有丙楼、丁楼。乙楼及周围墙上张贴的诬蔑朱老总的大标语,虽然已被撕毁,但笔墨狼藉,字迹可辨。德高望重的朱委员长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中晨练、散步。有一次,我晚饭后经过回廊,正巧遇到一伙人批斗新上任的中央常委陶铸。他们让他背诵毛主席语录,稍有闪失就讽刺、挖苦、训斥他:“你这个中宣部长是怎么当的!”当时,在丙楼办公的中央专案组有不少军人,在丁楼办公的信访局借调了一些部队的同志,会议室服务处的同志也穿上了军装,乙楼原来就有警卫哨兵,加上甲楼我们这些人,白天晚上在各楼里出出进进,整个西楼大院好像一座兵营。
  当时的理论组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当时简称“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部分是来自部队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有干部也有战士。负责人是学部的杨永志和中办秘书局档案处的钟仲。他们此前的两大任务是搜集出版刘少奇的著作和言论,供批判使用,还有就是编辑发放范围很小的内部刊物《大批判》。我们到来不久,他们编印的灰色封面多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出版,存放在甲楼东北角的一间房子里。
  大概是基于“工农兵占领理论上层建筑领域”的指导思想,要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所以部队的同志大多来自基层,他们待人诚恳,作风朴实,但文化程度较低,文字能力不高,在工作中困难不少,有时还会闹出笑话。我听说,在整理刘少奇讲话的原始记录稿时,需要增添一些标点符号,以便文通字顺,较好地表达原意。但是,一名参加这项工作的战士想不通。他认为,毛主席的讲话有标点符号,如果刘少奇的讲话也加上标点符号,让他和毛主席享受同样待遇了,这不就抬高他了吗?
  我们来到甲楼的第10天,8月7日,王力发表了后来被人称为“王八七”的讲话,王力、关锋倒台。几天后,学部的同志撤出,回单位参加“运动”。不久以后,戚本禹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中央文革的下设机构撤消。到1967年的秋后,甲楼里只剩下钟仲、江涛、我,以及部队的3位同志。
  
  精读毛选顺阅名著
  
  这样一种近于原始的工作方法,使我有机会反复接触毛主席这一时期的文稿原件。我还浏览了一遍《刘少奇言论集》,翻阅了我所保管的大部分图书杂志,不少是过去没有读过的,如,康生批注的《金瓶梅词话》、《查泰莱夫人和她的情人》等。
  政治形势暂趋平稳,工作人员相对固定以后,根据领导的指示,我和部队的一位同志到永福堂接管了田家英同志那里的材料。在进入冬季的一个寒冷日子里,我们从中央档案馆接管了毛主席1949年10月1日以后至1962年的手稿和讲话原始记录稿,在中央警卫团的押送下运入中南海,放置在甲楼南面中间的屋子里。编辑《毛选》五卷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甲楼的组织改称“材料组”。我的主要任务是:保管毛主席的手稿和讲话原始记录稿,看管有关的图书资料;联系秘书局印厂和收发室,印制文稿,收发信件。
  不久,中央开始着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选编工作,地点在怀仁堂,参加者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加上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这件工作刚开始时,康生在怀仁堂东休息室接见过工作人员。每天晚上,这些人在怀仁堂阅读我们提供的毛主席的手稿和讲话,然后决定哪些文章入选,哪些文章不入选。每次会议的情况,都反映在一个名为《天天读》的简报上。但是,没有多长时间,选编工作就停止了。
  1968年春天,中南海各单位响应毛主席“种花没有用,种菜可以吃”的“庭院革命化”号召,挖掉花草,在花圃和草坪上大种蔬菜瓜豆。我们这些无事可干的人有事干了。来自基层部队的同志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们不怕苦、不怕累,脏活儿重活儿抢着干,赢得了周围的人的赞许。我们种的蔬菜获得了大丰收。
  工作停顿了,何时恢复没有期限。后来,基层部队的同志回原单位了;江涛回警卫二处上班了;很多时候,钟仲因为秘书局有事也不到材料组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甲楼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的工作,也只剩下保管文书档案这一项。
  远离政治运动的干扰,没有其他事务的纠缠,身边又有那么珍贵、丰富的档案、资料和图书,这对于我这个书呆子来说,正是大快朵颐的好时机。当时甲楼存放档案的地方,不是库房,是普通工作人员的办公室。这里没有防虫、防潮、保持恒温的设施,也没有空调、电扇,只有一支温度计和一支湿度计,没有防护工具,文件装在书套里,书套放在铁柜里,铁柜放在地板上。为了防潮,需要多开门窗,但要防止虫子进入;为了防霉,需要多开书套,翻晾文件,但要严防磨损。这样一种近于原始的工作方法,使我有机会反复接触毛主席这一时期的文稿原件。我还浏览了一遍《刘少奇言论集》,翻阅了我所保管的大部分图书杂志,不少是过去没有读过的,如,康生批注的《金瓶梅词话》、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和她的情人》等。在普通书籍里,我发现了毛主席亲笔修改的《评“白皮书”》等小册子。
  
  临近出版主席否定
  
  1969年五六月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又一次启动。据说,这次的计划是“十一”前夕要公开出版发行,为国庆20周年献礼。这样忙到9月末,《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送审本出来了,突然接到指示:不出了。据说,毛主席不同意。
  1968年冬天,“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群众受到迫害,我在农村的亲属也无端遭到诬陷。我当即向上级写信,如实报告了情况,请领导考虑“我继续留在甲楼工作是否合适,我不愿因为我的家庭问题给党的事业造成任何损失”。同时,为了防止意外,我在甲楼后面的菜地里挖了一个大坑,用了三四个晚上,把自己写了十几年的日记、搜集的资料、草拟的文章,除已经发表的小说、散文、剧本、评论各留一份作纪念以外,分批统统烧掉。报告送上以后,单位派人进行了调查,汪东兴、张耀祠同志作了批示,杨德中同志找我谈话,让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安心工作。
  1969年五六月间,康生的秘书李鑫带着6个人入住丙楼二层东侧的几个房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又一次启动。这6个人来自两个单位:3个是中央党校的,3个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后来有一人退出)。据说,这次的计划是“十一”前夕要公开出版发行,为国庆20周年献礼。那时的工作程序大体是这样的:我将手稿(如果来得及,即誊写为抄件)或原始记录稿送印厂排印成草稿,送丙楼;丙楼工作人员,先按照个人分工予以修改,再集体讨论通过;修改时一律使用铅笔,这样的修改稿可以看出草稿的原貌;然后将修改稿分抄一式数份,分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有关政治局委员;这些领导修改后退还丙楼;丙楼再综合他们的意见,形成一个初稿,再送印厂排印。我一个人,既要保管档案,又要联系印厂送取文稿,还要在丙楼和收发室之间传递信件,虽然有时钟仲也来帮忙,但我仍然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我的妻子怀孕,因为我日夜无暇,她只好在外地生产。我第一次见到儿子时他已经半岁了。这样忙到9月末,《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送审本出来了,钟仲和我还到人民出版社联系出版发行事宜。但是,事到临头,突然接到指示:不出了。据说,毛主席不同意。
  
  四件事情感触最深
  
  丙楼发出的修改稿把刘少奇名字后面的“同志”二字统统删掉了。周总理把修改稿退回来,在第一次出现刘少奇名字的地方,眉批“这是反历史主义的”,并把所有删掉的“同志”二字画上恢复号。黑黑的笔迹深深地嵌在纸里,还有折断笔芯的痕迹。正当李鑫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总理又把稿子要了回去。
  在这次参与“毛选”五卷的选编工作中,我感触最深的有4件事:
  一、周总理怒斥“反历史主义”。毛主席在一次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讲话中,批评了一些人,其中曾经几次提到刘少奇同志。在原始记录稿中,凡是提到刘少奇名字的地方,后面都有“同志”二字。丙楼发出的修改稿,把“同志”二字统统删掉了。周总理把修改稿退回来,在第一次出现刘少奇名字的地方,眉批“这是反历史主义的”,并把所有刘少奇名字后面的“同志”二字画上恢复号。眉批和恢复号也都使用铅笔,黑黑的笔迹深深地嵌在纸里,还有折断笔芯的痕迹,由此可见周总理对当时“反历史主义”现象的厌恶。正当李鑫他们接到总理的修改稿表情沮丧、不知所措的时候,总理又把稿子要了回去。当再一次拿到总理的修改稿时,“这是反历史主义的”眉批用橡皮擦掉了,刘少奇名字后面的“同志”二字,只有在第一次出现的地方保留下来,其余的也都不要了。总理的两次改稿,给我很大的教育和启迪:在当时政治形势异常险恶的情况下,既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尽量保护同志,又要使别有用心的人找不到伤害自己的借口,体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机智的灵活性。
  二、陈伯达想把关于农业互助合作问题的有关决议编入选集。这个决议是陈伯达起草的,原稿是他亲自用钢笔以工整的行楷抄写的,看来确实下过一番功夫。这次选编工作开始以后,陈把这个决议的所有材料,从草稿到定稿,都调出来反复研读,并供有关人员阅酌,但最后还是没有入选。落选原因,我想,一是因为此文虽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起草的中央决议,毛主席也进行过修改,但毕竟不是毛主席的原著;二是选集中此类文章不少,内容重复,作为附录,文字也嫌太长,喧宾夺主。
  三、找不到有关林彪的文章。入选《毛选》五卷的文章初定以后,根据康生等人的意见,李鑫他们感到最大不满的是没有关于林彪的内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怎么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章没有出现呢?这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于是他们让我在我保管的所有档案中查找有关材料。但是查来查去,只查到了一封,是衡宝(湘南)战役之后,林彪伤病复发,毛主席让他休息养病的电报。电报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大意是:惊悉你身体有病,甚为惦念,望好生养护。如此而已。这份电报,确实表达了毛主席对林彪的关怀,表明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样的电报选入选集,一是三言五句不成文章;二是产生的效果可能有违选编者的初衷。所以只好作罢。
  四、选集中对历史事件的臧否和人物的褒贬,决定于选编者的取舍之间。毛主席的讲话有的篇幅较长,有时为了全面辩证地看问题,他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阐述。但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定的政治目的,选编人员往往根据某个领导的意见,有倾向性地予以取舍,这必然会歪曲事实,片面地误导读者。
  当时初定的《毛选》五卷送审本的文章中,有两个现象:一是毛主席的一篇文章,在五卷中分列出几个题目,以几篇文章的面目出现;二是毛主席的几封书信或电报,以集辑“语录”的形式出现在一篇文章里。究其根本,上述理由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另外,毛主席的一些信件,有时不是写给一个人的;对某件事情的批评或表扬,有时也提到好多参与者。在选集中,这些人的名字留谁不留谁,完全由康生等人的主观需要而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笔下去,入了毛选的人,受褒者可以上天堂,受贬者一定下地狱。
  1970年夏天,李鑫带着丙楼的工作人员开始了宪法的修改工作。中央开会之前,他们带着“设国家主席”和“不设国家主席”两套方案上了庐山。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会议不欢而散以后,他们悄悄地回到丙楼,有的激愤不平,有的灰头土脸。据说钟仲挨了康生严厉的批评。没几天,“学部”的同志就离开了。
  工作又一次停顿下来。这年秋后,我向钟仲交代了工作,回到离别已经近4年的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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