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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小子 艾滋小子吴科西

发布时间:2019-09-29 04:06:32 影响了:

  初会吴科西      我走进房子里,听到篱笆的那头传来小孩子的声音。我走了几千公里,就是为了探访他。穿过灌木丛,我看到一个小男孩踱来踱去,自言自语道:“我们都一样。”他停顿了一下,瞧瞧手中的草稿,再望着远处说:“我们彼此没有什么分别,都是一家人。”
  他单薄的声音,和他虚弱的身体很匹配。他身上衣服显得过大,裤脚也拖到地上。我看他还不到11岁,样子十分讨人喜欢,天真烂漫的神气更令我一见就生好感。
  他重复了一次:“我们都一样。”这话似曾相识。他继续说,“我们彼此没有什么分别。”
  我想起来了。他的话,是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几句台词的改写。戏剧里的夏洛克说:
  我是犹太人。
  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
  难道犹太人没有手、器官、高矮、理智、喜好、激情?
  我们被刺伤,难道不流血?
  但这孩子不是在为犹太人辩护,而是为另一族群:他身不由己加入了这一族。这族非洲人数以百万计,体内存有致命病毒,而这病毒有如本世纪的麻疯病。他甚至可以说是为世上所有遭白眼的患恶疾者辩护:
  我们是一家,
  有热爱,有欢笑,
  会伤心,会哭泣,
  求生无异于人……
  他停下来,张开手臂,耸了耸瘦削的肩膀。
  死去无异于人。
  我走进房子里,心中感动不已。那是2000年的一个下午,我第一次见到吴科西。
  
  过了第一个生日
  
  吴科西是祖鲁族人,1989年2月4日,吴科西的妈妈黛芙妮在简陋的诊所产下他,把他抱回四处烂泥的村子。刚出生的吴科西不过四五磅重,鼻腔堵塞,呼吸困难。他父亲是谁,黛芙妮始终不说,但他对黛芙妮影响至深:不但令黛芙妮怀孕,也把死亡的种子植入她年轻的身体。黛芙妮还未满20岁,可是快要死了;她瘦小的儿子刚刚出世,也同样步向死亡。
  村子里几乎人人都认为这孩子不能活过一年,但他活下去了,1990年2月过了第一个生日。那个星期具有历史意义:南非总统克拉克废除种族隔离政策,曼德拉获释出狱。
  黛芙妮尽力医治孩子,却没有任何效果,她最后把孩子交给母亲照顾,然后去了约翰内斯堡,在一家美容院做清洁工。她的精力逐渐减退,可是工作仍然非常卖力,存了一些钱后,她把母亲、妹妹和两个孩子都接到了约翰内斯堡。 最初,他们的生活稍见好转,但黛芙妮去市立医院看病后,前景便告破灭。医生告诉她,她患了艾滋病。医生打电话给美容院,黛芙妮马上被解雇了。大约5天后,他们一家5口又被房东赶了出来。黛芙妮在约翰内斯堡郊区找到一间空置的棚屋,在坎坷的人生旅程上,这破屋暂时成了他们的避风港。
  
  “宾馆”里的明星
  
  姬儿・约翰逊住在南非的另一个世界,她的居所是一栋宽敞的洋房。她和丈夫阿伦育有一儿一女,虽然不是富贵人家,却过着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姬儿和许多善良的南非白人一样,不满政府对黑人的镇压。她决定为此做些事情。
  1990年10月,姬儿联络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南非人,募集资金租了一栋旧屋,把大约12个濒死的艾滋病人接进去住,旧屋取名为“宾馆”。姬儿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也许,在艾滋病事宜上,她能有所贡献。
  1991年5月,吴科西的医生跟黛芙妮谈到这家“宾馆”,他还证实了黛芙妮最大的恐惧:她儿子感染了艾滋病毒。黛芙妮非常沮丧,为了维持家计,只好去打零工,还要带孩子去治疗。最令她痛苦的,是自己把病毒传给了儿子。有邻居更对她露出敌意。一天,黛芙妮在破屋门前发现一张字条,上面只写了两个字:快滚!
  她终于下了决心。1991年6月,黛芙妮把吴科西抱到了“宾馆”。 从那天起,吴科西成了“宾馆”里的明星。姬儿和其他义工自然喜欢他,就连“宾馆”里等待死亡的病人,都争着抱他,给他喂食,帮他洗澡。姬儿常把他抱回家去过周末。
  但“宾馆”由于资金匮乏,1992年1月被迫关闭了。住客一个个找到地方搬走了,只剩下吴科西。姬儿自愿挑起担子:“他可以跟着我。”
  
  新家新生活
  
  吴科西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家,现在却有了父母、哥哥、姐姐,也有了自己的房间。他还有一个新的名字:吴科西,约翰逊。可是,医生对他的病情仍然不乐观。他才3岁,医生说还可活一年左右;也许,细心照料可延长他的寿命,但不会延长多久。
  姬儿说:“今后要做什么,我们没有计划,但会尽力而为。”他们首先以笑做医疗手段。姬儿说:“我们常常跪着和他说话,逗他高兴,他一举手一投足,我们都报以大笑,务求他觉得自己很帅。”
  这疗法非常有效。1993年,吴科西度过了第四个生日。他的病减轻了,呼吸有改善,胃口也转好,体重略有增加。姬儿说:“见到他的体重稍稍增加,我们都会拍手称庆。”
  住到约翰逊家里的最初几年,吴科西身体好了一点,渐渐显露男孩子的本色,非常顽皮。黛芙妮大约每隔10天会打一次电话来,偶然还会亲自到访,只是这对她来说并不容易。看见孩子比从前开朗活泼得多,她惊喜难言。三人相聚时,吴科西叫姬儿做“姬儿妈咪”,而黛芙妮则是“妈咪”。
  1997年2月,黛芙妮的健康急遽恶化,吴科西虽是瘦躯如鹤,她也几乎无力抱起。姬儿说:“她每次来访,我都担心她无力把孩子抱起来,担心那次探访是最后一次了。”黛芙妮挣扎着回到自己的故乡。在那里,她病情加剧,溘然长逝。
  黛芙妮去世后的几个星期,吴科西显得颇为忧伤,说他不想死。姬儿告诉他:“小宝宝,没有人想死,但是我们都会死呀。”
  吴科西掉下泪来,说:“姬儿妈咪,这点我是知道的,但我想活到老,就像你一样。”
  姬儿告诉吴科西说,会尽可能使他活得久,活得开心。这似乎令他满意了,不消多久,他的心情就已平复下来。
  
  我要去上学
  
  1997年的一天,吴科西忽然说:“我要去上学,和其他孩子一样。”
  南非没有法律禁止这类孩子就读公立学校,只是这样的事也没有发生过。吴科西那时KS岁,一出世即受艾滋病毒感染的南非小孩,除他以外,没有一个活到这年纪。
  女校长欢迎吴科西入学,但有些家长感到不安,不少更强烈反对,激起了一场社会辩论。为了这件事,姬儿走上电视为吴科西说话,报纸都有报导、评论。最后,南非议会通过反歧视法令,宣布公立学校不得拒收带艾滋病毒的孩子。姬儿把消息告诉吴科西,他咧嘴笑了。姬儿说:“我从没见过他笑得这么灿烂。”
  吴科西上学3年,只发生过一次意外,在运动场上摔了一跤,伤了嘴巴。教师和职员见他出血,都 小心翼翼地处理,但没有慌张。他上课的表现很好,成绩也不错。
  
  吴科西庇护所
  
  传媒都留意吴科西的进展,姬儿借此机会,向传媒讲了黛芙妮、吴科西这些艾滋病人的处境。她开始筹措经费,在约翰内斯堡找到一栋房子,供几个艾滋病妇女和她们的孩子居住。姬儿把这收容所称为“吴科西庇护所”。
  当时的南非总统曼德拉听到吴科西庇护所的消息,邀请姬儿和吴科西到他的官邸去。曼德拉问吴科西,长大后想不想做总统?吴科西毫不犹豫地回答:“总统先生,我不想。这份工作的负担太重了。”
  吴科西庇护所1999年4月开幕,吴科西开心得要命。除了家中的水力喷射浴缸,这栋以他命名的房子,是他最喜爱的地方了。庇护所里的母亲和孩子成为他另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对他好得不得了。
  
  挑战总统姆贝基
  
  吴科西和姬儿成为国际关怀艾滋病团体的明星,曾获邀到美国访问一星期。
  2000年7月,第13届国际抗艾滋病大会在南非德班市举行,180多个国家的1.25万名代表出席。会议由新上任的南非总统姆贝基发表主题演讲。姆贝基对艾滋病有奇怪的看法。他听取了一些古怪科学家的意见,质疑HIV病毒导致艾滋病的结论,惹起全球科学家激烈批评。
  大会筹备期间,负责人函邀吴科西到场演讲,姬儿颇觉踌躇,因为吴科西的健康越来越差,最新的验血报告显示,他的免疫系统迅速崩溃。但姬儿也明白,由一个孩子挑战姆贝基,效果是无与伦比的,因为这小孩正是因H1V病毒而濒临死亡――是姆贝基质疑的HIV病毒。姬儿问吴科西是否愿意演讲。
  吴科西的眼睛亮了起来。“不要害怕我们,我们都一样。”吴科西的声音弱小而平板,他在练习演讲。
  我从伦敦飞来,目的就是要报道国际抗艾滋病大会,以及两个主要演讲者:姆贝基总统和吴科西。我走进吴科西庇护所,碰到姬儿。
  她把吴科西从花园里叫来。我握着他的小手说:“我叫吉姆,可以看看你的讲稿吗?”
  他把讲稿递给我说:“这是我自己写的。”
  我解释来这里的原因,又问他喜欢吃什么、做什么。原来他最喜欢洗热水澡。我又问他学校里的事,后来见他面露倦容,便说改天再谈。
  吴科西说:“你还没有问我死亡的事。”
  “你想谈这问题吗?”
  “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就像我母亲那样死去。但她毕竟已是成年人,我自己大概捱不到成年。”
  他流下两行清泪,“我恨死了这个病。不是这个病,我就不会这样萎靡不振。姬儿妈咪告诉我,不要理会死亡,只要想眼前的事。”
  会议的开幕仪式令人眼花缭乱。姆贝基总统叫科学家“尊重每个人的观点”,坚称非洲一切苦难不应只归咎于一种病毒,与会代表反应并不热烈。
  吴科西穿着新的上装,结了领带,样子十分伶俐。他走到台上,台下掌声雷动。他开始演讲了:“各位,我叫吴科西・约翰逊,今年11岁,先天感染HIV病毒。”他向观众说了母亲的故事,又说:“我痛恨艾滋病,因为我病得很厉害。想到所有感染艾滋病的小孩和婴儿,我非常沮丧。我希望政府向感染HIV的孕妇派发A2T药片,以助防止病毒传给胎儿。”
  听众席上再一次掌声如雷,数千人站起身来。不过姆贝基已经离开了,没有听到演讲辞的结语:“我们都一样,我们彼此没有什么分别。 ”
  吴科西最后说的话,我没有读过:“关心我们,接纳我们。我们大家都是人。我们是正常的,有手,有脚,能走路,能说话。我们的需要和别人无异。不要害怕我们,我们都一样。”
  
  再见了,吴科西
  
  那年12月,我重返约翰内斯堡,开车直往姬儿家。吴科西应门,我真想不到他4个月内怎么会瘦成这个样子。他眼睛陷了下去,头发脱落,走几步到沙发上坐下,就已筋疲力尽。我张开双臂抱抱他,和他闲聊了几句。他说:“我有一件事要宣布。”
  “哈,兄弟,有什么特大消息?”
  “我停止服药啦。”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做?”
  “药对我已经不起作用,反而每天都让我感到极不舒服。”
  后来,我问姬儿发生了什么事。她说:“他的健康,我由他自己做主。他的情况怎样,他自己最清楚。药用完了,我说要加添,但他说:‘妈咪,我不要了。’我说:‘你肯定吗?’他说肯定。”
  第二天晚上,我们陪他到学校参加圣诞音乐会,吴科西祝贺大家圣诞快乐。随后的一天,我们去他心爱的足球俱乐部。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吴科西问是否可以洗个澡。他泡在热水里,一脸笑容。但几分钟后,他身体僵硬起来,出现剧烈痉挛,眼睛向上翻。姬儿连忙送他到附近医院。这次病发,导致脑部严重受损,他陷入昏迷,不能说话,也不能微笑。
  这样又过了5个多月。
  2001年6月1日凌晨,姬儿在寝室里醒来,感到吴科西需要她,蹑手蹑脚走到孩子房间里,坐在他身旁,执起他的手,轻声和他说话。5点40分,吴科西溘然去世。姬儿和他吻别:“我爱你,小宝宝,安静地去吧。”
  一年之后;我再到南非。由于捐款越来越多,吴科西庇护所扩展至隔壁的一栋房屋,以及约翰内斯堡市外一个5公顷的农庄。吴科西的房间没有变,只是住了另一个孩子。2000年圣诞节翌日,儿童福利署把一个小男孩送到姬儿家里。他出生未满一个星期,即遭生母遗弃,福利署人员问姬儿收不收养。姬儿张开双手,把孩子抱在怀里。
  (摘自《海外星云》2005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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