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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三步棋】三步棋

发布时间:2019-08-14 04:15:21 影响了:

  两年前,我曾采访并报道过岳安林的事迹,这次旧地重游,关于他的种种议论就直往我耳朵里灌:   “岳安林是个老典型喽,省地县三级劳模,领导上很重视,很支持。”   “岳安林嘛,傲得很哩!和干部们闹得很僵。”
  “一个自学成才的畜牧师,做出那么多成绩,不容易啊!”
  “有啥了不起!这两年大王猪场的经济效益不行了,下降了。”
  
  “人怕出名猪怕壮”
  
  党的十二大带来一个金色的秋天。在满目秋色中我又来到大王猪场。
  两年前的那个夏天我第一次来采访时,这里还只是个单一经营生猪生产的小型集体猪场,而今已成为地区科委的试验点,一个科研生产一体化的综合养殖场了,担负瘦肉型猪的选育、鸡的配合饲料和饲养管理,以及蚯蚓高产养殖三个科研项目。
  穿过鸡群活动场往西,在一排权作鸡舍的旧房尽头,是化验室――场长岳安林办公和读书的老地方。我推门进去,他正一头扎在书堆里。
  “哈哈,你倒清闲啊!”我笑着说。
  他站起来:“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我们搞利润包干,规定每人每年上缴多少利润,不足自己补,超额全归个人。我只管下达指令就行了,生产手段由大家定。大家责任心强了,我也就解放了。”
  他告诉我,科委给他们的任务是,三年内除完成三个科研项目外,每年上缴利润一万元。为此,他搞了一些相应的改革,经营管理、政治技术学习考核、生产报告、科研报告、防疫、财务等等,都有制度。
  “当然,”他说,“说到管理嘛,我还不在行,要说成绩还‘八字没见一撇’。所以,你看……”
  在那张兼作办公桌的实验台上,堆满各种信件、材料,还有许多讲管理的书:《有效的管理者》、《独占鳌头的日本》、《西德农业》、《丰田的秘密》、《农场经济管理学》……
  然而,就是这些书,却给他带来不少麻烦。他告诉我,有一次一位作家也是刚到忻县时就被告知说,“岳安林把‘资本主义’那一套全搬来了。”作家来到猪场,提出许多疑问。岳安林说,“你有时间吗?”“有。”“那就多住几天看看吧。”作家住了三天,临走时说:“好啦,下次体验生活就到你这里!”
  除了和他谈,我还和猪场职工以及一些大队干部接触,各方面的反映不管好话赖话,都得听听。
  “利润指标定得可不低。”
  “不过多数人的收入估计比往年高,听说有人能拿一两千块钱哩!”
  “我们场长有真本事,我们服他。”
  “他这样的劳模我可当不起,图了个啥?看看他那个家吧!”
  “他这个人别的方面没说的,就是太别调了,和人处不来。”
  “人家现在气粗了,劳模嘛!”
  
  改革者的气魄
  
  三年前,我党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国掀起一场改革的浪潮。如果说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岳安林经历了七灾八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社会求得做人的资格,那么现在他有资格向社会奉献了;该怎样重新衡量生命的价值?
  他首先想到自己是个喂猪的。我国养猪数量居世界之首,但我们养六头猪才能顶日本一头猪的产肉量;我们的猪肉打不进国际市场,喂猪的人,心里不是滋味啊!面对现实,怎么办?
  报载:某人毛遂自荐担任厂长,大搞企业整顿;
  报载:某人励精图治,扭转企业亏损;
  报载:……
  在大王大队猪场当技术员的“眼镜农民”再也坐不住了。吃完大年饺子,“登登登”跑到县里,“咚咚咚”,在县劳模会上放了炮――力排众议:
  “我来搞,保证扭亏增盈!”
  县委书记郭伦清癯的脸上顿时泛出红光:有把握吗?有。需要什么?权。好!拿方案来!
  
  第一步棋――掌权
  
  方案拿出来以后,县委书记立即拍板,并要求公社支持。
  岂不知“县官不如现管”,这个方案一回到猪场就被搁置了一月之久。
  猪场老场长属于农村那种硬干部,除了干活,他好象没有别的兴趣,也不允许别人有别的兴趣。
  本来岳安林是寄希望于老场长的,但他失望了,他明显地觉察到“外行领导内行”已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时间不等人,再拖下去,方案就会彻底告吹。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可走了――“赤膊上阵”!
  在烟雾弥漫的会场上,他倏然而起:本人自荐,担任猪场场长,保证今年扭亏增盈,上缴利润3700元,如若完不成,本人负全部经济责任。甘立此“军令状”!
  大队党支部为之一惊,接连开会三次,最后还是否决了。
  最后,岳安林向公社汇报,党委书记王金龙、主任武玉林当即表示支持,并亲往大王村,问题才得以解决。
  
  第二步棋一一精兵简政
  
  岳场长走马上任。他分析了猪场存在的诸项问题,认为调整劳力结构是当务之急。在全场12个人中,老弱病残、照顾对象和混工分的就占到一半,这种十羊九牧现象的普遍存在,已构成导致我们社会工作效率低下的突出原因。
  但是岳安林很清楚,改变这种状况是要犯忌讳的。人事问题牵扯到社会十分敏感的神经,弄不好要捅乱子,弄好了也要得罪人。
  干不干?干!哪怕明天赶我下台,今天也要干。不干,怎么改革?怕犯忌讳,叫什么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怎么打开局面?至于说怕得罪人,那无非是怕丢掉个人的什么。我怕什么?大不了再当我的饲养员。二十年都过来了,现在还怕什么!
  干,要干就干狠点!反正“背着抱着一般沉”。于是上任第一天,一个出乎人们预料的决定宣布了:
  本场长决定,裁减六人,名单如下:原任场长、副场长、支书母亲、主任本家……
  第一个震惊的是老场长。他万万没想到岳安林一上台就稀里哗啦地开了一付泻药,更没想到首先把他“泻”掉了。他自以为还是有恩于岳安林的,在岳安林最倒霉的时候是他冒险充当了保护神,而且假如没有他从中斡旋,岳安林的老婆李翠先说什么也不会捞到饲养员这桩美差……
  可是现在――“唉,门神老了,不捉鬼了……”老场长把铺盖一卷,一瘸一拐地走出猪场大门。岳安林追出来,急忙解释:“老场长,你该理解我。哪怕明年我接你来养老哩,今年责任重大,我怕你受不了……”
  老场长毕竟是个老党员了,虽然不高兴,却还有点涵养,没有发作。但是,别的人却炸了窝。
  岳安林,你小子“过河拆桥”哇!
  何止过河拆桥,还六亲不认呢!
  支书和他沾点亲,又是他两个内弟的朋友。支书母亲刚被裁减,两个内弟就说情来了。“姐夫,你这念书人好不懂人情世理,你让我们在村里咋做人?”“姐夫,凡事别把路走绝。你以后还求不求人家?可得知道好歹呀!”
  岳安林压着火,委委婉婉地顶回去了:“你们要是为姐夫好,就别给姐夫出难题了!”
  
  第三步棋一一约法三章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大刀阔斧那么一砍,不仅被砍掉的不高兴,就是有幸留下的也满有意见。事情明摆着,过去12个人一年的工作量,现在6个人7个月就得完成,而且新场长和大队签订的合同各项指标都比往年高得多。这将意味着什么,谁都清楚。
  
  岳安林预感到一种潜伏的危机。他们6个人现在如同挤在一条小船上,周围是一片传统偏见和习惯经营的汪洋大海,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吞没。退无退路,怎么办?唯有向前,背水一战;唯有同舟共济才是出路!
  他在“就职演说”中约法三章:
  一,本场长绝不脱离生产;二,本场长担最重的担子,拿全场最低报酬;三,一切行动听本场长指挥!
  但是,唱高调吼不破嗓子,你场长得拿出一套来!就说眼前吧:过去一人管一排圈还挺费劲,现在增加一倍,还要管好。咋管?
  岳安林那二十年到底没白学,翻开《统筹学》,“刷刷刷”,画了一张饲养流程统筹图:这是旧流程,如何如何;这是新流程,如此如此……这一改,就省下7小时。不信?本场长示范7天,一个人管三排圈,你们看看,能干就照着干,不能干就请便!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过,大家说,服啦,会啦,干吧!
  就这样,“小船”起锚了,虽然风急浪高,却分明有一座灯塔引航,那就是三中全会精神。
  岳安林和全体饲养员起早贪黑地干到年底,一结算,好家伙!实际上缴利润11592.70元,比规定数额超出213%!
  干部们乐了,社员也乐了!
  但是,有言道,“乐极生悲”。一看合同书上写的明白:纯收入超过3700元,每超100元,奖工15个;每差100元,罚工10个:现在超过7892.70元,应该奖工1184个,合一千元哩!眼睁睁看着大把的票子就要流进人家腰包里了,哪个不眼热?而且一个女娃娃都能拿到七百多,不仅比队上的强劳力还高,而且在猪场也首屈一指――哪能挣那么多?――哎呀呀,这不公平,这不合理,这有问题,这……
  围绕合同的最后兑现,岳安林据理力争,官司一直打到公社,拖了好久才解决。这一年,他自己的投工和奖励工分本来是全场最高的,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只要了最低工分,其余全部奖给其他同志。
  
  改革中的马鞍形曲线
  
  “有人说你并没有养那么多猪,怕露馅,不敢让人进去参观。”
  “噢,”他不屑地说,“我早就听说了。还是让事实说话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找到几个数字:“这可是上头来人核对过的,从大队帐上查出来的,要说虚报也没我的事!”
  这是1979年到1981年的生产数字。1979年,售肥猪104头,总活重19208.84斤,产值20984.20元,利润11592.70元;1980年,售肥猪227头,总活重41177.83斤,产值30788.44元,利润15016.95元;1981年,售肥猪178头,总活重30811.81斤,产值31767.59元,利润17149.36元。
  我说:“产值和利润不是年年增么?怎么还有人说你下降了?”
  他笑了笑:“细看就有问题了。”他在纸上算了算,说:“你看,从纯利润中减去出售仔猪的部分,剩下就是出售肥猪的获利。1979年平均每百斤活重获利润49.63元,而到1980年下降为30.77元,1981年有所回升,也只达到48.68元。这说明我们经济效益还不高,但绝不是下降了,而是个马鞍形。”
  “什么原因?”
  
  “主要是没有掌握市场动向,盲目生产。1980年定合同,我们和大队原定养肉猪250头。我吃不准,到城里打听行情。某局长说,‘养吧,养下猪还愁卖不了?有问题我们想办法!’尽管这样,我还是打了23头猪的埋伏。结果到年底,有八十多头猪卖不掉,食品公司涨库了,不收购。我去找局长,人家也没办法。我们自作自受呗!八十多头猪都宰了,一斤肉卖六角钱,这下将近五千元没有了!第二年我学精了,只养了178头肉猪。但是搞市场预测我毕竟是个外行,我们猪场又没这样的专门人才。我们又失算了,剩下六十多头猪又宰掉,一斤五角钱,又是三千多块钱的损失哪!”
  我在城里光知道买肉难,买好肉更难。每天清早,副食品商场门口挤满人,一开门就拼命往里冲,眼睁睁看着售货员的刀子一偏,把一块一看就腻的大肥肉往秤盘上一扔。爱买不买,就这肉!买一斤肉得生半天气!可是农民手里有的是猪,却卖不出去,一大早挤在收购站门口等;岳安林那里有的是瘦肉型猪――美国优种拉德瑞斯和本地猪的杂交后代,本来喂到150斤肉质最佳,也最合算,可是非让养到200斤才收购。这两个挤满人的大门什么时候才能沟通呢?
  他把小本子收起来说:“现在我最头疼的就是销路问题。我们是有劲不敢使啊!这矛盾复杂哩。光靠我们当然解决不了。我们只能是不怨天不怨地,就怨自己没人才。如果我们猪场有搞企业经济核算的行家,有各方面的专门技术人才,不就主动多了,所以我想啦,我需要人,需要搞智力开发,需要改变本场职工的知识结构。”
  
  招工风波
  
  “于是,今年3月上级批准我们从社会招工,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招了9个,其中高中毕业生就有7人。有了人,搞智力开发就有基础了。派出去学习嘛,在这方面我舍得花钱,要去就去搞得好的地方,到上海,到广州,到内蒙,学绝招,‘一招鲜’,什么做香肠,做火腿,做熏鸡,什么鉴定雏鸡性别;小鸡出了壳,看看脚印,翻翻肛门,就知道是雄是雌,八九不离十。还把行家请来,教鸡的人工孵化,带我们的会计。再就是办夜校,政治、外语、专业都学,我当教师;水平不高,要求却挺严。一年小考一次、中考一次。”
  “这本来是件好事嘛,谁知又惹麻烦了。别看我们离县城老远,还挺吃香哩。这次招工一下子就有一百多人报名,有些城镇青年也报了。还有好多人来走我的后门。我们平时办事少不了求人家,现在人家求到我头上了,肯不肯帮这个忙?假如不肯,人家也给你来个‘公事公办’,你就是有苦难言。这事该怎么处理?我说,请原谅,考试合格的我才要;不合格,我也没办法。县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副主任向我打听,他有个亲戚,能不能到猪场来,我也是这么说的。这个后门一开,就关不住了,我受得了?”
  “我内弟媳妇想挤进来,我也顶了嘛。我说不能任人唯亲。有人问,你老婆不是也在猪场?是不是任人唯亲?我说,只要你比她能干,我就把她打发回家,请你来。不管是谁,只要他能干,我就要。”
  “我们那个开拖拉机的小青年叫王建德,就是这次招来的。刚开始他报了名,村里人都说‘十八架算盘合到一起也拨拉不到建德身上’。为什么?因为他父亲整过我。可是我偏偏要了他。他的开车技术在周围几个村都有名,我不用他,用谁?”
  
  白发“征讨”生命紧迫
  
  两年前,我第一次见到这位“眼镜农民”时,只是在他的鬓角上发现过几根寥落的白发,时隔两度春秋,白发们显然进行了成功的“征讨”,地盘异乎寻常地扩大了。刚刚三十九岁的人,头发就已花白。……
  今晚我就住在他家,岳安林抓起手电筒送我回家。
  他“沙沙”的踏着落叶,常常把我丢在身后。他总是这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匆匆地走路,匆匆地吃饭,匆匆地睡觉,好象上了电影的快镜头。
  我紧走几步赶上去:“你急什么!”
  他捋捋头发说:“你看……我现在只能争取时间多做工作。我最怕的是浪费时间,消耗生命,可惜又不能不拿出许多精力来对付那些事……”
  拐进一条黑幽幽的小胡同,我们到家了。一爿破烂的柴门,已经完全失去了防范的意义;大王村百十来户人家,恐怕再也找不出这么荒败的院落了。
  我们一直聊到深夜。该睡了。他用一只简直可以称之为“喷壶”的缸子给我舀来洗脸水。
  “这篇文章真难写!”我洗完脸,躺在炕上说。
  “有啥难的?实事求是嘛!”
  “我怕给你帮倒忙呀,怕你孤立了呀!”
  “我看不至于吧。我有两大靠山哩!全场职工支持我,各级党委支持我,科委的领导和同志们理解我,给我撑腰,也不断地敲打我,帮我克服缺点。科委录用我是破格的,按大学本科毕业生待遇发给我工资也是破格的,我被评为畜牧师更是破格的。我这个没有大学毕业文凭的人能当上畜牧师,我该感谢谁?过去有句话叫作‘士为知己者死’,知我者,党!”
  “即使退一步说,我真的捅了什么乱子,还有退路哩!”
  “什么退路?”
  “大不了回来再当我的农民呗!我拿到畜牧师证书,就丢进抽屉里锁起来了,我不想把它当包袱背着。有一回我问我爱人,如果哪一天我‘解甲归农’了,你怕不怕?她说,怕啥?咱原先就是农民嘛!”
  (摘自《山西青年》1983年第1期)
  (插图:杨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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